“买家秀”社区升级为“逛逛”

目前五只基金均已开始建仓。“由于 11 月 23 日－12 月 22 日期间有一个月的退出选择期，为了应对赎回压力，应该会对仓位进行一定的控制。”一位基金从业人士分析道。

　　暂停上市背后：各方财富暂落空

　　在被暂停上市后，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是，蚂蚁集团还能上市吗？蚂蚁集团的股东们还有没有在资本市场上变现的机会？

　　多位受访人士对《财经》记者表示，蚂蚁集团 IPO 和暂停上市背后，是股东和各方牵涉者之间的一场大博弈。

　　《财经》记者采访的多位金融领域人士均表示，短期来看，蚂蚁集团重启上市比较难，目前还难以判断其需要多久才能重启 IPO。

　　关于蚂蚁集团庞大股东群的穿透问题，可能也会成为其未来符合上市条件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。

　　前述金融领域的专业人士对《财经》记者表示：“其最终股权穿透图可能不会公之于众，但是监管层需要掌握这些信息。”其进一步表示，依照目前的技术手段，股权穿透虽然复杂，但并非不可实施。从海外成熟市场经验来看，股权穿透都是比较明晰的，而在我们国家，还有很多路要走。在其看来，近年来，公司上市后大批的减持变现，是影响公司难以做大做强、中国资本市场难以成长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随着 2.1 万亿市值的庞大 IPO 项目被叫停，蚂蚁集团原始股东和员工们预期可实现的财富梦想，暂时搁浅。

　　根据蚂蚁集团公开资料，2015 年－ 2018 年间，公司进行了多次融资。

　　A 轮融资发生于 2015 年 6 月至 8 月期间，当时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、上海众付股权投资管理中心、北京中邮投资中心、中国人寿、中国太平洋人寿、新华人寿、春华资本等 12 家投资者参与了蚂蚁集团的融资，这些股东合计出资 192 亿元。此次融资完成后，公司投后估值约为 2600 亿元。

　　2016 年 5 月，蚂蚁集团进行了B轮融资。彼时，置付（上海）投资中心、中国人寿、上海麒鸿投资中心、中金甲子等 16 家投资者参与了该轮融资，其合计出资 291 亿元。此次融资完成后，蚂蚁投后估值约为 3900 亿元。

　　2018 年，蚂蚁集团在境内外进行了两轮融资。在境外，蚂蚁国际引入了包括淡马锡在内的 45 家境外投资机构，蚂蚁国际向这些机构合计发行了 18.38 亿股，交易对价为 103 亿美元。在境内，其向北京创新成长企业管理公司、中国太平洋人寿、中国人寿、北京千舜投资公司等融资 218 亿元，投后估值升至 9600 亿元，折合约 1500 亿美元。

　　按照A轮投资者的投入资金和蚂蚁集团最终估值测算，如蚂蚁集团此番能顺利上市，A轮投资者五年投资收益有望达到 10 倍，从 192 亿元涨至 1920 亿元。

　　对于那些期望依靠股权激励获得资产增值的员工而言，数百万财富也暂时化为泡影。
 

让郭剑辉一度有些苦恼的原因是，在这种二三线城市的创业公司，一位技术负责人想要有好的职业发展，除了技术好之外，还需要更多的“软技能”。比如他要和市场人员一起写方案、拿项目，和B端和G端的客户直接对接——在大公司，这更多是市场部、产品部才需要深度参与的内容，郭剑辉此前并不擅长。

　　造成这种定位差距的原因是，一些二三线城市缺乏优质高校，因此 IT 技术人才的供给很少，从而缺乏以技术为驱动的公司，更多是解决软件服务的场景，工作内容也是“项目制”的。在技术壁垒不高的情况下，公司为了生存，就需要花更多时间打理关系，从而拿到项目。

　　“了解招聘市场的人会知道，一线城市有大量 To C 的互联网产品，需要人们擅长处理高并发等技术问题，并且不断迭代；而二三线城市更多需要的是做软件系统的人，是 To B 的，对于程序员来说，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才模型。”鲍艾乐说。

　　在她看来，去二三线城市找工作之前，程序员们最好先充分了解当地的产业现状，可优先选择本地“优势产业”，比如成都的游戏类企业，珠三角地区的软件类企业，以及江浙沪的电商、直播类企业。此外，大国企的信息化部门也是一个稳定系数比较高的选择。

　　不过郭剑辉提到，像他这样在一家非一线城市的创业公司工作，没有 24 小时 oncall 和被 996、007 支配的恐惧，精神压力也小了很多。

　　“二线城市很难碰到一个有海量用户的场景，流量也没有多大，甚至都不会出现高并发的现象，你不用拼命抢占市场、争夺用户资源，所以开发人员的压力小，更容易实现 WLB（work life balance），这也是很多中年互联网人不惜奋斗到头发掉光而追求的生活状态。”虽然他有些遗憾自己没有像一些技术专家一样在技术领域持续深入，但作为一家创业公司的技术负责人，他已经摆脱了码农的 35 岁失业恐惧，在公司里建立起自己的技术体系，从“吃青春饭”过渡到“事业”上。

　　“技术”是行业从业者普遍存在的焦虑。对于身处二三线城市的程序员来说更是如此。一线城市的互联网公司通常也是技术牛人的聚集地，无论是公司内部讨论还是民间的交流活动，IT 气氛都比二三线城市浓厚，同时二三线城市的生活节奏更为安逸，因此不少程序员也会丧失探索新技术的动力。

　　然而，如果放松对新技术的学习，二三线城市的程序员也很可能会遭受从一线城市来的“后浪”的降维打击。

　　为了避免掉队，很多程序员会通过社群、知识付费等方式，让自己的技术进步速度和一线城市看齐。“其实学习这件事和城市无关，现在上班时间少了，反而有更多时间看书，研究新技术，在一线城市，你可能光忙着写代码搬砖了。”徐跃说，同时让他欣慰的是，最近几年金华陆续建成了多个科技园，阿里、百度的运营团队也在其中，让这里 IT 气氛多少有些改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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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有人回到一线城市，有人成了“斜杠青年”

　　一个必要的心理准备是，来到二三线城市要做好克服“失落感”的准备——不那么高效的工作流程，不那么创新的技术，不那么野心勃勃的公司愿景，与不是大牛的人共事，锐减的薪酬和福利，以及不那么“酷”的生活圈子。

　　“尤其对于程序员，回老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选择，而是一系列的组合选择，要调研好是否有匹配的岗位，如果需要团队协作，还要看当地有没有这个环境，生活层面也要考虑，虽然都说二三线城市岁月静好，但你去了以后是否真的‘静’得下来。”鲍艾乐说。

　　对二三线城市的种种水土不服，也让一些码农“逃回”了一线城市。

　　郭剑辉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案例——某公司用几个月的时间挖来一线城市某大厂的总监，仅猎头费就高达数万元，然而半年不到，这些总监就陆续离职回到一线城市，他们无法适应薪资待遇、公司气氛和工作方式上的落差，这与他们的职业规划不符。

（编辑：吉安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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